电脑版秘密潜入1第六

转载：新京融媒

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中国革命之命运》，大力宣扬“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作为对应，中共的大文人很快创作出一首歌曲，歌名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在延安枣园窑洞里，毛泽东更是信心满怀地对国民党驻延安联络代表徐佛观说：蒋先生不相信天上有两个太阳，我偏要造一个给他看，再过5 年、8 年，看鹿死谁手？

其实还不及5年、8年。当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展开局部反攻，八路军\新四军规模发展到91 万人的时候。这首歌被添上一个很重要的字眼，变成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当然，新中国指的绝不仅仅是延安那块弹丸之地。

长征结束之后，延安成为中共的大本营。用现在的眼光看，这是陕北偏僻山沟里一个简单的集镇：300 多家门面至少有50 家是打铁铺，商店里只有日用品，橱窗纯粹是摇鼓担式的。一些从大城市慕名而来的男女青年,在兴奋激动之余还能听见打铁铺传来的叮叮当当声，和骡马驴枯哑的嘶鸣声。

但细心的人们很快看出，这个红色根据地又是一个经过初步革命改造的特区。当时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想到，仅仅数年之后，这个地方发育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模式，就将被发展、完善并推广到广袤的中国。

1944年的延安

谁能想到5年后这帮人站在北京天安门上

那一年的春节，八路军前总情报处的决策者把眼光盯住中国的心脏北平。在山西左权县麻田镇的一间农舍里，昏暗的油灯下，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兼情报处长滕代远正在和刚刚调到129师师部的王岳石谈话，而谈话的内容就是潜入北平搜集战略情报。

王岳石，1914年生，曾用名王金镜、王鉴平，辽宁省辽中县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1932年加入中共。历任中共北平师范大学社联、上海法政大学反日联合会工作人员、吉林省海陇县委书记、东北军第67特务连兵运党支部书记。七七事变后，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教员。1940年任冀中军区政治部政工科长。1942年，日军对冀中地区发动规模空前的“五·一大扫荡”， 王岳石跟随冀中军区司令吕正操跳过封锁线，途径冀南、冀鲁豫地区，进入太行山。在涉县、黎城、辽县休整期间，王岳石被刘伯承相中，留在129师师部。林一在全军挑选特工，注意上王岳石。

王岳石出身特殊，他在日本留过洋，能看懂日文；在北平有同学好友，便于谋职；父亲开办有实业，吃住方便，经济上有保障。但凡出身特殊的八路军战士，林一都会格外留意。王岳石这样的条件，最适合潜伏。

晚年的王岳石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敌占区大城市开辟情报站的指示精神，林一先后往北平、天津、郑州等地派遣了一批特工。特别是北平的地下情报工作，前总情报处十分重视。早在一年前，林一已经将抗大6分校教育长姚继鸣派往北京。为确保北平情报站的安全，林一在派遣姚继鸣潜入之前，已经把姚继鸣的女儿姚国芳从北平接到太行根据地“住机关”。

“住机关”，是前总情报处保障特工纯洁性的手段之一，类似于人质，主要是防止潜伏敌占区的特工叛逃投敌，给中共造成损失。这一点，中共已有血淋淋的教训。1931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顾顺章叛变，曾造成包括时任黄埔军校总教官恽代英、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蔡和森在内的800多人被捕，中共损失惨重。同年8月，周恩来率康生、洪扬生、李龙章、王竹友等5人，在一个漆黑的夜里，对顾顺章全家进行灭口。至于到底杀了多少人，至今说法不一。有的资料说杀了7人，也有说杀了30人。与周恩来、邓颖超关系极好的美籍作家韩素音著作称杀了17人，只留下了一个12岁的男孩。总之，那天在顾家住的人基本都被灭口，其中，包括顾妻、顾的儿子、岳父母、小舅、保姆、小姑、司机及他人。死者中甚至包括周恩来的救命恩人斯励。斯励曾在国民党“四·一二”清党中将周恩来救出。那天，斯励正好在顾家打麻将，周恩来一行进来时，他还和周恩来打了招呼。正因为他和周恩来打了招呼，康生立即把他勒死。

鉴于此，前总情报处对地下特工有很多硬性规定：

1.派往重要岗位潜伏时，要相应将其亲属接养在根据地“住机关”。

2.即使被捕，敌人知道了你的真实身份，也死不承认。

3.凡出门执行重要任务，身上务必携带金条、现钞等小型贵重物品，一旦被捕即用于贿赂抓捕之人，以便脱身（毛委员有一次被团丁抓住，就靠这一招脱身）。

4.对被俘后出狱者，“用外不用内”，即尽量外派，不让他们接触机密中心。

中共建立情侦保卫机制之初，曾学习苏联“克格勃”的经验，但没有照抄照搬。苏联的政治保卫总局在列宁去世后便开始涉入联共内部斗争，后来甚至发展为领袖个人对党内监视的工具，以致发展为 “清洗” 的恐怖组织。周恩来最早提出禁止党内搞侦察的原则，这对防止中共重蹈苏共的悲剧起到一定的作用。

王岳石对于前总情报处派遣他潜入北平起初顾虑不少。抗战之前，王岳石在北平曾经被捕过，他的身份好多人都知道；王岳石从南京、武汉去延安，不少人也清楚；在延安王岳石在东北救亡总会办事处工作过，从东北流亡到延安的很多人认识他，他担心在敌占区出事。

滕代远对王岳石的顾虑表示理解，也和他讲到适宜派到北平潜伏的特工已都派出。当下太行山上再没有比他合适的人选。腾代远表示了对王岳石的信任。

3个月后，王岳石从前总所在地麻田镇出发，经林县豫北八办交通员护送到安阳丰乐镇车站，乘火车前往北平。为确保安全抵达目的地，林一派“老交通”李子和一路护送。

李子和，原名李庆周，当时23岁，河北安平县人，抗战初期投身革命，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前总情报处担当地下交通员。他主要负责京津线的护送工作，从河南到河北、天津、北平，路上都有他的线人，都有可靠的落脚之地。

一路上，李子和按规定始终与王岳石保持30米距离，尽管互不搭腔，但王岳石走到哪里，李子和跟到哪里。即使王岳石上厕所，李子和也要跟进。护送王岳石到达北平前门火车站后，两人出站，各雇一辆人力车，直奔骡马市大街150号。这里是李子和堂叔李冬开的罗圈铺，一间门面，两间住房，老两口带一名徒弟，生意还算过得去。按照李子和的安排，王岳石王暂时住在李冬家。

此时的北平，今非昔比。王岳石的很多社会关系住址都发生了变化。

王岳石只好投石问路，住在李冬家不断给亲戚、同学和朋友写信。李子和则不断帮他邮信，收发，处理退信。两个月后，王岳石终于找到老同学鲍世魁的住址——鼓楼东大街南罗鼓巷菊儿胡同9号，并打听清楚父亲王焕文的准确地址——朝阳门内南小街竹竿巷23号。

鲍世魁是王岳石在同泽中学读书时的同学，两人交情很好。1932年8月1日，王岳石在北平参加学生示威旅行，遭警察逮捕，就是通过鲍世魁的姑父、警察局司法科长的周旋，取保释放。出狱后，王岳石还在鲍世魁家住过一段时间。1935年春，王岳石在日本留学期间，又在东京大街上巧遇鲍世魁和他的夫人。之后，王岳石又在东京鲍世魁的家里住过时日。

得知北平鲍世魁的地址，王岳石决定登门拜访。谁想，当他匆匆去和鲍世魁见面时，却“热脸遇上个冷屁股”。鲍世魁正陪同岳父进餐，见王岳石穿得破旧，没有请他进堂屋。只是虚应一句，问了王岳石的住址，便喊佣人送客。

王岳石回到住地，心里忐忑不安。黄昏时分，鲍世魁找上门来，两人方才叙旧。鲍世魁告之，岳父在场，不便接待。得知王岳石找见其父亲的地址，鲍世魁回家骑来自行车拉上王岳石去见他父亲。

战乱年代，父子之间也不知住址，难得相见。王焕文一见儿子潜回北平，牵肠挂肚之情一时难以言表。

王岳石的父亲王焕文，青年时代种过田、经过商、当过兵，任过公安局长、县长等职。对社会中下层情况比较熟悉，有强烈的爱国心和民族正义感，他阅历丰富，办事能力强。1932年，王岳石被中共派往吉林海龙县县委工作，当时在海龙县任公安局长的王焕文，接受中共的领导，暗中支持儿子开展地下工作。1933年秋，王岳石在东北67军从事秘密兵运活动，王焕文曾把存放在北平的以备4个儿女上学之用的60两黄金拿出来，供儿子买枪使用。王岳石搞兵运失败后，王焕文和大女儿王今英、二女儿王今容，小儿子王瑞仍支持他献身革命事业。1937年后，王焕文和好友陈楚才、陈卓毅在北平联合开设大兴三轮车制造厂、肇新窑业公司、大中公司等企业，因为战乱，效益不佳，聊以温饱。

夜深人静时，王岳石把这次潜回北平的使命悄悄告诉父亲。王焕文对儿子的活动表示支持，他说：“中共的抗日政策很得民心，我完全拥护。你来北平执行任务，住在家里最保险。如果你们的组织同意，就把咱们家当做你的联络点。”王焕文申明大义，令王岳石十分感动。

王焕文问儿子：“开辟北平地下工作，你带来多少经费？”

王岳石回答说：“组织上急于开辟北平工作，这次一下就给了我500元准备银行的钞票。”

王焕文听说八路军前总情报处给儿子王岳石提供了500元准备银行的钞票来北平开展工作，笑笑说：“当今在北平，别说你只带500元，就是有5000元，也难以打开局面。”

太行秘密战 戴玉刚 著 时代传媒集团出版

中原新闻网融媒体中心

编辑：小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