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电脑显示器

虽然增智实验室在技术授权使用方面老是磕磕碰碰，但在斯坦福校园另一头，SAIL的技术成果却不断渗透到外界，而且首次现身还是在意想不到的地点。

1970年代早期，计算机显示器还是个稀罕物事。因此，1971年秋天出现在斯坦福大学特莱希德学生会咖啡馆里的一块电脑显示屏引起了轰动。在灯光暗淡的学生老巢里，突然冒出一块光芒耀眼的电脑屏幕，屏幕上显示着由白色群星点缀的黑色夜空。对于大多还是大学生年纪的一群男生而言，与电视机截然不同的交互式梦幻游戏机突然出现在眼前，它的巨大诱惑力实在无需赘言。而且，由于与周遭环境极不协调，世界上第一台投币式电子游戏机的亮相更加引人注目。虽然斯坦福校园跟波西米亚风毫不搭界，但1960年代末的特莱希德学生会咖啡馆就像是哈佛广场（Harvard Square）[1]或是布里克街（Bleecker Street）[2]的分号。这间昏暗的咖啡馆里摆着几张咖啡桌，有一个柜台售卖食物饮料，总是盘踞着反主流文化和反战运动那些不修边幅的先锋战士们；每逢周末，还能看见高中的毛孩子们来此寻找帕罗奥多平静的郊区生活以外的刺激。

在他们中间现身的这台新奇机器配有两个操纵杆和一块荧光屏，屏幕上显示着两个宇宙飞船的平面轮廓，花十美分就能玩一局飞船对抗赛。

这台投币式电子游戏机源自加州州立理工大学（Cal Poly）学生休·塔克（Hugh Tuck）的独特创意。塔克是比尔·皮茨的高中同学，皮茨就是上文中试图潜入SAIL的斯坦福计算机专业的学生。皮茨读本科时就听说了《太空大战》这款游戏，那时他还没发现校园后方群山掩映的SAIL。皮茨曾在波利亚大楼的计算机中心观察过《太空大战》的运行，当时觉得这游戏真是妙不可言。有人告诉他，如果午夜时分过来，他就能自己上载程序玩个够。因此凌晨一点皮茨又潜了进来，找到程序纸带上载游戏后，很快就迷失在《太空大战》营造的巴克·罗杰斯（Buck Rogers）[3]式奇幻世界中。猛然间，他在美梦中被一个气急败坏的研究生摇醒——皮茨开始玩游戏时她刚开始进行大规模数据备份，结果《太空大战》程序竟然把她的备份程序给终止了。

后来，皮茨还在斯坦福读书时，塔克偶尔会在深夜到SAIL和皮茨一起玩《太空大战》对抗赛。其他人完全沉浸在奇妙的幻境和刺激的比赛中，只有塔克萌生了不同想法。1969年有一天晚上，塔克对皮茨说：“哎，如果你能用这程序弄出个投币游戏机来，肯定会富得流油。”

好主意，皮茨想，可惜只是镜花水月。《太空大战》游戏需要一台强大的计算机和一套昂贵的显示系统，远非在自家车库起步的小创业公司所能企及。在现实中《太空大战》游戏还局限于在大型主机上运行，而这些机器的运行成本大约是几百美元一小时。因此，只有在大型机没有工作任务的闲置时段才能玩游戏。

两年后，皮茨被洛克希德公司——位于森尼维尔市（Sunnyvale）[4]的导弹合同承包商——雇为系统程序员。他的工作就是给PDP-10型电脑编程，这种电脑的操作他在SAIL的时候就已烂熟于心。唯一的问题在于洛克希德公司居然抽不出时间买进一台PDP-10电脑，因此皮茨实际上无事可做。

就在等候迟迟不来的电脑时，皮茨注意到前一年数字设备公司已经推出了PDP-11型电脑，这种微型电脑的定价完全在小型创业公司的有限预算之内。此时正是微型电脑的鼎盛时期，计算机的力量开始为更多人所了解，计算机也即将成为个人工具和娱乐手段。电子游戏起初只是少男们的专属爱好，但随着每一代计算机运行能力的增强，电子游戏的受众群体不断扩大。此后数十年内，电子游戏的收益将稳步超越电影票房收入。

但这种产业趋势在1971年并不显著。研究了一段时间PDP-11电脑后，皮茨突然想起塔克说的那句话。于是他叫上了塔克，加上塔克家里给的钱，两个年轻人在1971年6月创办了计算机娱乐公司（Computer Recreations）。

一台PDP-11电脑花了一万两千美元，惠普的静电显示屏和关联设备又花了八千美元。皮茨和塔克决定用这两万美元着手建造第一台原型机。两位创始人商定各占百分之五十的股份，皮茨负责完成技术工作，塔克负责筹措资金。两人自封市场营销专家，他们觉得在美国深陷越战泥潭的当儿给游戏取名“大战”什么的在学校肯定不受待见，于是把投币游戏机版本的“太空大战”改名为“银河争霸”（Galaxy Game），然后卷起袖子开工。

皮茨开始用“懒鬼”罗素及其麻省理工友人编写的源代码进行编程。他想要复制出《太空大战》游戏最初的样貌和风格，但同时也融入了自己的设计元素。

他们找了个家具工匠给游戏机造了个外壳，并由机械工程专业的塔克负责机械设计。游戏机的主件其实就是那块惠普显示屏，背部朝下，屏幕朝上；安了一面镜子将图像投射到游戏机屏幕上；还有条一百英尺[5]长的电缆线将显示设备和控制设备连接到藏在楼上音乐厅的PDP-11型电脑上。

游戏机亮相后，一跃成为校园明星。总有二三十人聚集在玩家身边，紧张地关注着屏幕上的一举一动。这种热火朝天的场面蔚为一景。第二年，为了增加营收，皮茨和塔克又增加了一块显示屏，这样可以同时让四个玩家在两块屏幕上竞技。玩家们都把自己的十美分镍币在机器上摆成一列，等着轮到自己上场。

皮茨和塔克还在研究原型机的时候，就听说自己有了竞争对手。诺兰·布什内尔还在犹他大学读书的时候就玩过《太空大战》。毕业后，他搬到加州，先是在安培公司工作，后来又带着他自己的投币式电子游戏机的理想转投一家名为纳汀联合公司(Nu ing and Associates)的小型电脑游戏企业。布什内尔版本的《太空大战》被命名为《电脑空间》（Computer Space）。

两家小公司都埋首开发游戏时，布什内尔才听说了皮茨和塔克，于是邀请二人来自己的公司参观。布什内尔坦然告知，他听闻他俩为了用PDP-11型电脑运行《太空大战》程序下了大血本。接着布什内尔便向他俩展示了自己的成果。他还透露道，包括机身外壳和电子设备在内的整套游戏机预计花费不超过一千美元。布什内尔的原型机震撼了皮茨，虽然他觉得这台机器不过是对原版《太空大战》的拙劣模仿。布什内尔为了降低成本而处处省钱，以致游戏的趣味消失殆尽。

《电脑空间》于1972年进入市场，可惜铩羽而归。在这个赔本作品之后，布什内尔毫不气馁，继而创立了雅达利（Atari）公司。他推出的下一款游戏《乓》获得了巨大成功，引发了电脑游戏和家庭电子游戏产业的迅猛增长。相比之下，皮茨和塔克又撑了快八年才放弃自己的小公司。本来他俩想用唯一的那台昂贵的原型机试水市场，然后测算出能以多低的成本进行批量生产。他们的游戏定价为十美分玩一局，或者二十五美分玩三局，如果赢了的话还能继续免费玩。他们的策略就是，与其定价太高让人们望而却步，不如用低价招揽玩家，让他们坐在游戏机前一玩就是几小时。

但当他们看到第一台机器的轰动效应后，他们放弃了原先的计划，又着手打造第二台机器。他们把这台新游戏机安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可是这台机器并没有像在斯坦福那样广受追捧。于是他们又把它挪到了森尼维尔市一家人气酒吧里。不幸的是酒吧客人也远没有斯坦福学生们那样热情高涨。（《银河争霸》游戏有个缺陷，玩游戏之前玩家必须读完一份法律文书似的指南，因此普通大众难以接受。）唯有斯坦福大学跟《银河争霸》游戏如此合拍。这台游戏机也预示了人们对作为新媒介的计算机的渴求必将催生个人电脑产业。最终，皮茨个人担起了全部债务，承诺付清塔克家人投资的六万五千美元。那台机器也在特莱希德学生会咖啡馆待到1978年，直到皮茨偿清这笔债为止。

* * *

《银河争霸》游戏造成巨大轰动时，斯坦福的反战示威活动正如火如荼。1971年，再度白热化的越南战争在美国校园内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抗议浪潮。尼克松政府准备入侵老挝以切断“胡志明小道”（Ho Chi Ming trail）[6]，美国国内民众愈发担忧美国军队很快又要在另一个亚洲国家开战。

此前一年，美军入侵柬埔寨后，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抗议示威活动爆发，罢课行动导致数百所大学关闭，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学（Kent State University）和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州立学院（Jackson State College）都有学生在示威活动中被杀[7]。1970年晚些时候，一名研究员在威斯康星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陆军数学研究中心的炸弹爆炸事件中丧生。

暴力和死亡事件使冲突不断升级，改变了抗议活动的基调，同时更使反战运动出现分裂。1971年1月在斯坦福，梅尔维尔学者（Melville scholar）[8]兼毛派分子H·布鲁斯·富兰克林教授(H. Bruce Franklin)带着一批人从当时在湾区占据领导地位的马列主义团体“革命联盟”中脱离出来，组建了一个更为激进好斗的新组织名叫“我们必胜”纵队（纵队名称“Venceremos”在西班牙语中意为“我们必胜”）。纵队成员崇尚武装革命，人人佩戴一枚印有红色枪支图案的黑色胸章。他们号召采取直接行动终止战争，甚至支持由狱中犯人来引领全国革命。

日益加剧的暴力对抗情势使斯坦福的反战运动彻底失控。2月6日周六，有人企图纵火焚烧自由校园运动总部的小木楼。这个保守团体的成员经常给示威活动拍照，因此被学生中的反战活跃分子视作警察的鹰犬。那天晚上，预备役军官训练营办公室被人投掷了不少“莫洛托夫鸡尾酒”（Molotov Cocktail）[9]燃烧瓶，同一时间在校园的四个不同角落都响起了假警报。

第二天晚上，约有六百人齐集学校大礼堂观看旧金山默剧团的表演。就在演出开始前，有人上台宣布美军已入侵老挝。随后，一个自称“追查团”且誓要揭开所有战事研究内幕的组织向观众散发传单，要求大学立即“公开计算中心所有业务信息”，而计算中心正是斯坦福大学放置主机的地方。传单上宣称该计算中心正在进行战事研究，而且在替斯坦福研究所运行用于战事规划的计算机程序“H音域”（Gamut-H）。

这个程序是当时大部分时间都在计算中心写论文的研究生理查德·塞克（Richard Sack）在机缘巧合下发现的。有位经常来计算中心拜访的密友告诉他，她曾在这里看到一个与斯坦福研究所和越南战争有关的程序，没准和美军对越南的狂轰滥炸有关。鉴于斯坦福校方刚在前一年向学生让步并承诺不再在校内进行秘密军事研究，这件事的性质极其敏感。几周后，塞克找到了一份打印文件，其内容正好和朋友提到的程序名称一致。他小心翼翼地环顾四周，然后迅速把文件塞进公文包，一瞬间他还想到是否要把包含程序的打孔卡也一起带走。不过他犹豫了一下，还是只揣着公文包里的文件悄悄溜出大门。

塞克把文件拿到太平洋研究中心。这个激进的研究团体在破破烂烂的威士忌谷街区一家摇摇欲坠的店面里搞了个办公室，离学校大约几英里远。塞克在那里把文件交给了兰尼·西格尔（Lenny Siegel）。西格尔以前也是斯坦福的学生，两年前因为参加示威活动抗议斯坦福研究所的军事研究以及研究所与斯坦福大学间的密切联系而被校方开除。

西格尔身材壮硕，留着夸张的非洲风格的长卷发，因为戴着陆军头盔参加了多次校园示威活动而远近闻名。他也是“追查团”的成员之一。“H音域”最后被证实只是一个战争模拟程序，用计算机模拟直升机攻击的场景——在学生们看来，这便是侵略老挝的模拟演练。对于西格尔和他的战友们来说，这一确凿罪证足以掀起全国性的抗议活动，其浩大声势必将媲美当年美军入侵柬埔寨时引发的抗议狂潮。

在默剧表演后的周日晚上，游行示威者砸碎了学校一百多块窗玻璃，还敲碎了警车车窗。九点半时有人给计算中心打电话威胁要放置炸弹，中心被迫短暂关闭。

第二天．近千名学生聚集在校园中央的白色广场。在这次集会上，追查团向人群分发了标题为“动手！”的传单，鼓励学生“采取任何你认为有必要的行动”。他们还散发了一封《致斯坦福师生的公开信》。公开信直指计算中心被斯坦福研究所用作战事研究，还列明六项要求，包括公开所有使用斯坦福设施资源的校外用户以及逐步清除由国防部资助的研究项目——这其中当然也包括藏匿在校园后方群山之间的SAIL。

当天下午，校园各处发生了不少小规模冲突和投掷石块事件；到了晚上，来了圣克拉拉郡和圣何塞市的许多警察小队在校内巡逻。大规模正面对抗已是一触即发。

次日，学生团体呼吁进行一次“柬埔寨式罢课出击”以抗议美军入侵老挝。当晚，学校大礼堂里召开了持续三小时之久的八百人大会。上台的一连串演讲者都主张关闭计算中心，并号召大家第二天中午到白色广场再次集合。

那将是斯坦福大学历史上最暴力血腥的一天。校园各处都爆发了与警察的正面冲突，动乱持续至深夜。三名保守派学生在给示威者拍照时遭到群殴，不知名的袭击者在校内开枪射杀了两人。

在这次晚间集会上，布鲁斯·富兰克林发表了演说，要求立即关闭计算中心。为响应他的号召，大约有一百名学生徒步穿过白色广场前往占领计算中心的大楼。在听说大楼可能被占领的消息后，斯坦福教务长赶忙给中心主任打电话，命令他立即关闭计算中心。在中心大楼的楼后，《斯坦福日报》的编辑、时年二十岁的大三学生费丽希蒂·巴林杰（Felicity Barringer）看到有几个学生扔石块砸窗户，随后学生们通过后门蜂拥而入。几分钟后，有人拉下总开关电闸，主机即告关闭。

富兰克林本人没有和学生一起闯入大楼，他居然按原先的课程表给学生上课去了。不过没多久他又回到聚集在中心大楼外的抗议人群中。两小时后，斯坦福的警察用手提扩音喇叭发出警告，声称学生们已犯下非法入侵罪，警方随时可以行使逮捕。学生们在大楼前面召开了临时会议商讨应对之策，最后决定一旦警察冲进来开始抓人，他们就自愿离开。在大楼里，一名学生阻止了其他人破坏机器，他争辩说机器的“政治立场是中立的”。

一小时后，警察冲入计算中心，抗议者们从另一侧的大门四散奔逃，边跑便喊：“打倒斯坦福研究所！”“斯坦福研究所滚出去！”

警察机动部队围起人墙，阻挡学生再次进入大楼。圣克拉拉郡一名治安警察反复命令现场聚集的人群自行散开，但学生们只是拿“臭猪滚出校园”的阵阵高喊作为回应。此时，布鲁斯·富兰克林正和作为教员观察员参加示威活动的某位系主任互相嘶吼，两人都铆着劲想压过对方的声音。到底富兰克林是在与人争论教员观察员是否该留下来见证警方的野蛮行径，还是在教唆学生们公然违抗警方解散人群的命令——当富兰克林被指在校内煽动暴乱而被校方开除教职后，众人对此问题依然争论不休。

巴林杰拿着笔记本，站在一旁观看。忽然间，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警察突然冲向人群。她赶忙和其他学生一起转身狂奔。她脑海中最深刻的记忆便是富兰克林一眨眼功夫便超过她跑到前头，双臂剧烈摆动，脖子上青筋毕露。

真是个懦夫！她心想。

* * *

暴动的那天下午，斯坦福的大四学生约翰·肖克（John Shoch）只是流连在人群外围。此前两年，他每年都因为参加示威活动而被捕，因此被校方处以留校察看。这次活动他没有在前面冲锋陷阵，就是不愿意因此失去正常毕业的机会。

肖克在芝加哥的中产阶级郊区长大，1967年秋季入读斯坦福大学。他起初学的是物理专业；但其后两年时间里，他逐渐受反战抗议活动影响而成为政治激进分子，于是转而修习历史和政治学课程。1969年肖克在应用电子实验室的静坐事件中被捕入狱。次年，他又参加了反对美军入侵柬埔寨的抗议活动，结果因违抗前一年出狱后不得再参加政治示威的禁令而二次入狱。他在帕罗奥多监狱度过了百无聊赖的一周，同一囚室的狱友就是兰尼·西格尔。回到学校以后，肖克从物理系转到政治系；由于觉得计算机课比物理课和数学课更有意思，他也开始上一些计算机课。虽然忙于参加反战活动，但他还是迷上了计算机带来的心智挑战。大四这年，就为了好玩，他选了门非数值方法课，这门课由吉奥·韦德侯（Gio Wiederhold）和艾伦·凯伊两位年轻教员共同授课。

肖克经常从校内某座大楼前的示威人墙中走出，随后走进另一座大楼，在教室后排坐下，坐在他前面的是一屋子留短发、穿卡其布衣服的工科生。肖克的上课造型也是鹤立鸡群——长发齐肩，脚趿拖鞋，身穿破烂牛仔裤外加一件皮夹克。

肖克更熟悉政治系的课堂文化，如果不在课上积极发言，那期末可就没分数。但计算机课简直让人精神分裂，要对付一大堆古怪晦涩的课题，包括从SNOBOL到LISP的各种编程语言。韦德侯拥有欧洲学者的雍容气度，教学方式很传统；而凯伊则正好相反，每次一上课就甩给学生一个诡异的问题。工科生们一般是呆坐在那，鸦雀无声，毫无反应。相比之下，教室后排的肖克则喜欢自作聪明，经常和凯伊就某个深奥难解的问题争论得不可开交。

学期结束时，凯伊分发了期末考卷让学生们带回家完成，每个人只要解决三个编程问题中的一个即可。第一题肖克根本没看懂；第二题很明显所有工科生都会选它；第三题稀奇古怪，他觉得别人肯定不会想去尝试。肖克觉得和工科生们竞争没啥意义，他们肯定比他做得好，于是毅然决然地选了那道不寻常的第三题。这道怪题要求说明一台SNOBOL编译器在处理问题时的中间状态下完成了哪些步骤。

肖克对这道题钻研良久，却一直毫无进展，最终在无尽的挫败感中只得认输投降。他觉得根本没法让系统产出这些信息。肖克可是等到快交作业时才开始动手答题的，一星期过去了，他变得心急火燎。于是他和凯伊约了个时间面谈，拿着所有解题笔记进了教授的办公室。“我不知道您怎么做的，但我觉得这题是无解的。”肖克告诉凯伊。

凯伊抬头看了看灰心丧气的肖克，对他说：“嗯，我也不知道这题有解无解。”

来之前肖克准备了老长一段话，讨论编译器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他费劲地向教授描述着他对编译器内部结构的理解，但是凯伊突然打断了他。

“啊，你是对的，”凯伊说，“你确实没法从系统里获得这些信息。别担心，你的题答得很好。”

肖克惊诧不已，但还是把笔记交给凯伊，转身准备离去。凯伊突然问道：“暑假你有什么计划？”

“我还没开始计划呢。”肖克答道。

“呃，施乐正在帕罗奥多建一个实验室，我要上那儿工作去，”凯伊说，“暑假你想不想一起过来上班？”

于是暑期里，约翰·肖克到了PARC，在艾伦·凯伊手下工作。后来，他在施乐一直干了十四年，一度还是施乐公司个人电脑部门的主管。

艾伦·凯伊与周遭环境一直有些格格不入。他还在斯坦福的时候，在约翰·麦卡西教授的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小天地里，只需努力应付计算机科学中那些严肃乏味的课题，但他就是做不到中规中矩。凯伊不是政治激进分子，生活中也没有明显的反主流倾向，可是他的研究思路和管理方法都远远跳离正常的企业模式或者学界文化。

虽说施乐仍是一家生产旧式办公复印机的刻板企业，员工上班还得穿衬衫打领带；但如今它迫不及待想打破IBM公司对办公电脑市场的垄断。在这种形势下组建的新实验室里，凯伊将创建一个小型研究员团队，而凯伊团队所代表的自由奔放、拥有无限可能的信念正是1960年代晚期和1970年代早期的加州精神。

这个实验室将成为富有传奇色彩的伟大试验，虽然从狭义角度上看它并不成功——施乐从未能在目标市场上从IBM手里分走一杯羹；但从广义角度上看，PARC承接汇聚了SAIL和增智研究组的人才和创意，就是这些人力技术资源改变了计算机世界。

最终，正是保守的复印机企业与它那受反主流文化控制的加州实验室之间的文化断层，使得施乐无法充分利用PARC研发的个人电脑技术。研究中心的第二任总监罗伯特·斯宾拉德（Robert Spinrad）每周固定搭乘航班从帕罗奥多前往位于康涅狄格州的施乐总部报到，每逢此时，斯宾拉德都觉得自己仿佛就是克拉克·肯特（Clark Kent）[10]。他总是走进飞机上的洗手间，换上西装，出来时摇身一变成为公司高管。

如今回顾过去，很难想象凯伊着手改造的计算机世界与现在有何不同。在那个年代，计算机的所有力量和决策都掌握在大型机构或者少数几个像巨头IBM这样的计算机制造商手中。与此同时，个人电脑用户开始冲击这些限制。他们的口号就是“不论我们想用电脑做什么，我们都应该能做到！”

当年谁会想要买一台动辄高达几百万美元的机器给孩子当玩具呢？这些机器难道不该是深藏在机房玻璃墙后面的吗？凯伊总是隔三差五干些惊世骇俗的事来挑战施乐的企业规则。刚到施乐时，他走进PARC图书馆管理员的办公室，撂下一本《全球目录》，让她把《目录》中提到的所有书都买回来。

在凯伊的这些离谱行为中，有一些只是因为他确实不知道有更好的行事方式。在很多方面，他对企业运作可谓懵懂无知。凯伊曾向比尔·英格里士求助，请教英格里士如何建设自己的研究团队。英格里士最初给他提的建议中有一条是向公司提交项目预算。

“预算是啥？”凯伊诚恳地问。

虽然在企业内部的明争暗斗方面凯伊还是个笨拙的新手，但来PARC就职对他而言就像是大坝开闸般畅快淋漓。在SAIL度过一段苦闷时光后，1971年他准备前往卡内基梅隆大学。那儿有两位当代最卓越的计算机科学家艾伦·纽厄尔（Allen Newell）和戈登·贝尔（Gordon Bell），他们积极邀请凯伊去开发他梦想的“动力书”—— 从凯伊的儿童电脑奇想中逐渐脱胎而出的便携式电脑。此前，ARPA的技术办公室主任拉里·罗伯茨曾让凯伊负责为阿帕网建造“超级人工智能”电脑，凯伊正是藉此认识了那两位研究学者。“超级人工智能”电脑也是罗伯茨和鲍勃·泰勒有意布下的“磁石”之一，意在吸引人们更频繁地使用新网络。这一理念在1970至1971年间正当道，因此虽然还只是SAIL的博士后研究员，凯伊就能四处出访，拜会在业界呼风唤雨的人工智能先驱和计算机设计大师们。

那时凯伊心心念念想的还是自己“暂时为之”的动力书设计方案，他开始研制样机以展示自己的便携式电脑构想。贝尔和纽厄尔对凯伊的构想大为赞赏，于是向他发出了工作邀约。1970年晚些时候凯伊接受了两位科学家的邀约。那时他已开始向正着手建设PARC的鲍勃·泰勒提供咨询服务。

到了启程离开加州的时刻，凯伊却变卦了。那年四五月间，PARC像是一颗强劲而富有潜能的心脏已经开始跳动。很显然，泰勒招募的工作团队即将书写业界传奇，而凯伊渴望能成为这个传奇的一部分。更令凯伊下定决心的是，曾因同在犹他大学而对凯伊的Flex电脑十分熟悉的泰勒在谈及未来工作方向时，只对他说了句“听从你的直觉”。这相当于给凯伊开了张任填的空白支票，使他可以与全球最优秀的计算机设计师们一道，尽情追求自己的理想。

于是，凯伊成了出类拔萃的创意集大成者。不仅如此，他还是第一个从艺术家而不是从工程师的角度来思考计算机设计的人。凯伊很早就对元器件缩放原理的应用有了深刻的见解，因此在恩格尔巴特将个人电脑视为有用工具的理念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凯伊认为个人电脑将成为全新的媒介。沿着这个思路迈进时，他记起了以前读过阿尔杜斯·马努提乌斯(Aldus Manutius)[11]的见解，马努提乌斯在印刷术发明四十年之后确立了现代书籍的基本规格，即书本大小应该以能放入鞍囊为准。在二十世纪以此标准类推，现代电脑的大小不应该超过一个笔记本。这一具有强大潜能的理念最初只有少数几人才能理解，这其中就包括凯伊和希德·芬巴赫——在利弗摩尔实验室研究超级电脑的大师。这个理念一进入凯伊的脑海，就再也挥之不去。后来，他不遗余力地宣扬这一理念，而它也成为极少数真正具有“预见性”的创见之一，在未来三十年内推动了硅谷的产业发展。

凯伊时常因自己的想法而与施乐的领导层产生冲突。他尤其受不了公司的战略规划总监唐·潘德利（Don Pendery）。在凯伊看来，潘德利的世界观纠结于可预测的“趋势”，而且总是采取防御性思路。潘德利老是在问：“未来会怎样？施乐该如何做好防守？”

他的这个问题让凯伊不胜其烦，终于有一天，凯伊忍无可忍地怒吼道：“喂！预测未来最好的方法就是创造未来！”

根据凯伊的描述，潘德利从未真正接受在他眼中自命不凡的PARC研究员们的见解和态度，而凯伊和潘德利之间的基本分歧也使得凯伊撰写了一系列关于计算机技术前景的分析报告，即后来人们所知的“潘德利报告”。为支持自己的观点，凯伊提出了名为“显示转换器”（display transducer）的超薄电脑的构想，其中包括一支用于书写和画图的触控笔，一块用于显示立体图像的双凸透镜、一台电视摄像机以及可插拔内存。这种电脑构想极其吸引眼球，已经十分接近今日的高端笔记本电脑。

虽然和施乐公司管理层龃龉不断，但凯伊在帕罗奥多却如鱼得水。1970年代早期，作为学术重镇和中产阶级郊区的交汇处，帕罗奥多是个生活相当舒适的城市。由于当地修建了四通八达的自行车道，凯伊在这儿从来不开车，而是加入了自行车一族。他悄然爱上了骑自行车所代表的极简主义，甚至将它与自己的“动力书”做了比较。“心灵的自行车”——也许恩格尔巴特将计算机视作有用工具[12]的想法也有几分可取之处呢。直到十余年后，苹果电脑才将这一理念运用到自己的市场营销材料中。

虽然不愿承担管理职责，但凯伊也渐渐意识到不能事事亲力亲为，于是他在泰勒的支持下开始组建自己的研究团队。他把团队命名为“学研组”，很快这一团队就证明了他非凡的创意整合才能。凯伊想找的组员并不只是科学家，而更应是能一路同行的伙伴；他决定只招揽那些“一听到笔记本电脑，眼睛里就有星光闪耀的人”。

有些组员和约翰·肖克一样直接从象牙塔走入PARC，其他人倒像是来来去去的临时队员。后来成为凯伊麾下最得力程序员之一的戴安娜·梅里（Diana Merry）就是随丈夫从南加州搬来的，她丈夫刚接受了洛克希德公司的一份工作。梅里以前上过几节编程课，听到PARC的传闻后她觉得与其在硅谷别处当程序员不如先从施乐的秘书干起。她刚进实验室时只是个临时雇员，之后成为正式员工，给实验室的最高主管之一杰瑞·艾尔金德（Jerry Elkind）当秘书。没过多久，梅里就在楼道里满处追着凯伊，诉说自己想学习如何编程。凯伊终于把她收入门下，很快她就能为项目独立编写复杂的低阶软件了。

还有些人是在进入施乐以后逐渐被吸引到凯伊的轨道上，在PARC这个已然很酷的地界儿，凯伊团队讨论的可都是“超级酷的东西”。

在凯伊办公室门外的走廊对面，丹·英戈尔斯（Dan Ingalls）正在研发语音识别系统，但他很快发现自己无法抵御凯伊项目的吸引力。英戈尔斯1966年进入斯坦福攻读电气工程硕士学位。他在剑桥市长大，从小便耳濡目染旧式豪门和书香门第的气派风度。英戈尔斯的家族世代都是弗吉尼亚州的大地主，不过他父亲却是哈佛的梵文学者。他的父亲丹尼·H·H·英戈尔斯(Daniel H. H. Ingalls)能用二十种不同语言读写，因此二战期间被召入国防部的精英学者部队，运用自己的语言才能进行密码破译工作。战后英戈尔斯一家返回剑桥，小丹尼尔后来入读哈佛大学主修物理。大四时，他开始尝试打造电子设备，用自己在剑桥市一家二手店里淘宝挖掘出的零件组装了几个电子计算尺。

设计简易电路成了他的嗜好。在哈佛毕业前夕，英戈尔斯想起了孩童时代的一次旅行经历，于是决定奔向加州海滩和斯坦福大学。到了斯坦福后，他对硬件的热情稍有降温，开始在计算机软件方面投入越来越多的时间精力。他选修了高德纳教的一门研讨课，高德纳就是那位晚上老是泡在SAIL的斯坦福计算机科学家兼黑客。

高德纳的课研究的是程序优化，亦即提升软件运行性能的技术。这门课让英戈尔斯大开眼界，他很快便能熟练地设计优化程序，专门用于克服低效程序的运行瓶颈。在这门课的启发下，英戈尔斯开始了首次创业，也由此经历了首次生意失败。他创建了只有他一人的小咨询公司，为客户提高用Fortran语言写成的程序的运行速度。但这家小公司创业伊始就迎面遇上了无法逾越的障碍—— Fortran最大的用户就是政府机构实验室，他们根本无意加快程序运行速度，因为这会导致每年硬件采够预算的削减！

在斯坦福，英戈尔斯也投身反主流文化的洪流。他住在集体公社里，亲身体验了各种致幻剂。和他那一代的大多数大学生一样，有位朋友带领他先后尝试了大麻、迷幻蘑菇，最后是LSD。作为兴趣爱好，英戈尔斯利用自己掌握的技术设计了在旧金山的费尔摩（Fillmore）[13]和阿瓦隆舞厅（Avalon Ballroom）[14]总能看到的那种灯光表演。早在激光成为主流演出设备之前，他就打造了自己的多彩投影灯。英戈尔斯还改装了一台电视，使它能播放出变形的利萨如图形（Lissajous gures）[15]——就是为大众所熟知的、在电视剧《外星界限》（e Outer Limits）[16]开场画面中出现的交错光线（“请勿调整画面，我们正在控制信号传输……”）

英戈尔斯乐于体验1960年代加州生活的方方面面，他经常去听拉姆·达斯（Ram Dass）[17]的讲座。拉姆·达斯即前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理查德·阿尔伯（Richard Alpert），早年他曾与蒂莫西·利里共同进行了LSD的早期体验和研究。英戈尔斯一直停留在学生抗议活动的边缘地带，仅参加了一次校园静坐示威。虽然他大体上支持止战的运动目标，但他觉得自己还是和大多激进分子不同。他发现自己更适合斯图尔特·布兰德在《全球目录》中推崇的宽泛自由的反主流文化思想。他和其他五人一起住在斯坦福校园附近的小公社里，还时常在房子后面的池塘里一起裸泳。

后来英戈尔斯又搞了个软件咨询公司。这一次，为了给自己的优化程序开拓市场，他针对COBOL编程语言重新编写了程序，果然收入颇丰。唯一的问题就是他十分憎恶COBOL，根本无法忍受长期拿如此粗俗的编程语言做生意。不过，祸兮福所倚，他用这些创业经验做敲门砖，与施乐公司签下合同，到乔治·怀特（George White）手下工作。怀特也曾是SAIL的老员工，后被PARC聘来研发语音识别系统。

后来英戈尔斯介绍自己在斯坦福的朋友泰德·克勒（Ted Kaehler）加入了PARC。泰德的父亲是个机械工程师，闲暇时间老是在车库里捣鼓东西或是开小飞机。泰德在浓厚的科学氛围中成长。他上的冈恩高中是帕罗奥多三所高中里成立最晚的，大部分同学都是斯坦福教授、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孩子。冈恩高中校园背后就是飞兆半导体公司的办公设施。1957年，传奇的“叛徒八人组”从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Shockley Semiconductor）[18]一同辞职创办了飞兆半导体，由此开创了硅谷最重要的创业传统。

1960年代中期，在读完《科学美国人》上一篇有关流控技术的文章后，泰德决定制造一台自己的电脑。用液体作计算介质的想法着实怪异，幸好在飞兆公司打暑期工、学习用Fortran语言编程时泰德放弃了这个想法。在飞兆公司，他遇上了高级工程师温德尔·桑德斯（Wendell Saunders）。桑德斯对他悉心指导，并且说服这位数学神童用硅晶片造电脑也许更实际一些。

第二年，泰德在冈恩高中加入了市里的科学俱乐部，每周四晚上在邻近的帕罗奥多高中聚会。每次开完全体会议后，城里三所高中的优秀学生们就会分成不同的兴趣小组。泰德选的是编程小组，这个组的导师是另一个同学的父亲，他是位于斯坦福校园外围的IBM科研中心的一位科学家。

没多久，泰德就能自由进出科研中心，每天下午都来使用连接着纽约IBM主机的打字终端。懵懂的泰德把这些电脑当成了个人机器。有一次，他拿到斯坦福大学一台大型主机的维护账号的密码，接着每晚他都输入一摞打孔卡。过了几天他才得知自己居然用掉了这个账号一整个月的限额。

这种思维模式后来成了PARC研究员们的普遍心态。1970年代，最令凯伊的团队感到骄傲的就是不论多么强劲的硬件配置，他们都有法子把它玩趴下。

* * *

1972年年底，凯伊团队已经崭露头角，但凯伊差一点就没电脑可用。PARC被分成三个不同的实验室，在最初阶段资金都投给了分时计算机设计。毕竟在那时，即使是一台没啥实际用途的电脑也得花上五万到十万美元，没人敢随便把这么大一笔钱用在某一个人身上，哪怕此人拥有无敌的创造力。

让问题变得更复杂的是，来自伯克利计算机公司的一群标新立异的计算机设计师们也在施乐公司内部兴风作浪。施乐新近收购了科学数据系统公司（SDS）, 并将其改组为施乐的南加州计算机分部。

这群设计师们不愿使用该公司生产的争议较大的Sigma 7型电脑，而决定自己着手设计名为“MAXC”的样机。MAXC的克隆原型就是数字设备公司生产的、已然成为初期阿帕网标准机型的一款电脑。

这一决定倒也理由充分。许多研究员都觉得数字设备公司电脑的设计要比Sigma电脑好得多。不仅如此，前者可兼容更多的软件，因此实用性更强。但这一决定也造成了施乐内部永久的裂痕。鉴于公司已经在科学数据系统公司上投入了大量资金，施乐在美国东部的管理层和公司其他部门都难以接受这种轻率的改弦更张。

除了伯克利设计师们带来的问题以外，从斯坦福研究所跳槽而来的比尔·英格里士也组建了“POLOS”（PARC On-Line O ce System，意为“PARC在线办公系统”）项目组，意图打造恩格尔巴特NLS系统的升级版。为了支持POLOS小组工作，PARC出资购买了通用数据公司（Data General）[19]的Nova（新星）微型电脑。这种设计思路就是提供分布式计算，让每个用户都感到拥有了个人电脑。

POLOS本身代表了计算机设计方面的重大转折——它充分利用了微型电脑的低廉成本，构建了多机协同系统，使软件程序可以在不同电脑间流转，从而平衡各台电脑的运算负载。在很多方面，这种思路都把同时代的其他电脑[20]远远地甩在身后。

不过这种思路离凯伊所追求的真正的个人电脑还相差甚远。他开始用“暂时为之”的“动力书”——供研究员探究个人电脑真义的原型机——来描述自己的计算机设计理念。凯伊管其中一个构思叫“迷你机”（Minicom）。凯伊根据自己的构思用木头和纸板造了几个实物模型，以使电脑的外观具象化。在他绘制的草图中，“迷你机”勉强算是台便携式电脑，有点像便携式缝纫机，非常形似1981年面世的第一台商用便携式电脑—— Osborne 1型电脑。

为了实现自己关于儿童便携式电脑的构想，凯伊也开始勾画他命名为“Smalltalk”[21]的新型编程语言的始廓。具有灵敏的市场触觉的凯伊认为，如果他将人们的期望值降到低点，那么不管这种语言有任何长处，都会受到人们的热情赞许。

PARC承继了ARPA在度假胜地召集众人共商大计、描绘远景的传统。1972年1月，PARC研究员们都飞到犹他州的滑雪胜地阿尔塔，一连开了好几次会，探讨未来的研究方向。在群山间的这些日子里，研究员们交流研讨了彼此的计算机发展构想。与会者已经知道了凯伊的动力书理念，另有一些构思在会上也得以展示。查克·萨克想造一台比Nova运行速度还要快10倍的电脑；巴特勒·兰普森想打造一台性能堪比PDP-10、大小能放进手提箱但价格低至500美元的电脑。研究员们的各种构想开始出现了重叠之处。

1972年5月，凯伊在PARC的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缩写为CSL）公开会议上正式提出了迷你机构想。他希望PARC能出资建造十五台原型机，这样他就能将原型机投放校园，实地观察该机的功用和潜能。虽然不指望这些原型机能像英格里士的POLOS项目组使用的Nova电脑那样强大，但至少能采用Nova基本的内部构造。凯伊已经用索尼公司新的九英寸[22]黑白阴极射线管（显像管）做了实验，发现由它制成的电脑屏幕在显示文本和图像时有很好的成像效果，恰好符合他的便携式电脑的设计。

这次演讲令人印象深刻。凯伊几乎描述了一台便携式个人电脑所有的显著功能。他也承认，PARC可能需要在电脑显存上花费数千美元；但产业发展趋势很明显，今后的内存价格必将出现直线下降。

可惜公司最关键的人物最无法接受他的观点。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的主管杰瑞·艾尔金德站起身走上讲台，彻底推翻了凯伊的构想。艾尔金德指出，PARC的资源已经全部用于MAXC电脑的研究，因此凯伊的这一构想无法成为实验室的发展重点。

这一打击摧毁了凯伊的精神防线。原本来开会时他胸有成竹，认为自己的构想显而易见将是实验室的下一步发展方向；但就在短短几分钟内，他的坚定信念就被彻底粉碎了。凯伊偷偷溜出会议室，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情绪崩溃，嚎啕痛哭了足有15分钟。这一危机迫使凯伊调整了工作目标，重新来过。他求助于已被他视为兄长和谏友的比尔·英格里士。英格里士为他指明了一条融合科教研究的新道路，使凯伊这位青年计算机科学家的构想能够在高高在上、脱离实际的企业研究机构里获得认可。

凯伊于是重整旗鼓，开始计划在没有一屋子电脑的情况下如何继续推进项目。他手上有一点钱，于是他思考如何为孩子们打造一个成本更低廉的过渡型计算机环境。好歹他还能搭上POLOS项目组的顺风车，因此从那年夏天开始，他铆劲干活，启用了NLS硬件设计老手罗杰·贝茨设计的Nova字符发生器——能使计算机屏幕显示不同字型的设备。

到了夏末，凯伊的团队已改进完成了图形动画和计算机绘画系统的初步演示。他们还玩闹似的用Nova制作音乐合成器，拼凑成一段三音轨高品质数字音乐——虽然离今后真正的数字音乐有很大差距，但至少开了个好头。那年夏天，比尔·杜瓦尔也加入了英格里士的POLOS项目组，重新编写了NLS的文本编辑器。凯伊逐渐将脑海中用于构筑个人计算系统的所有要素整合在一起。在他办公室隔壁的房间里，那台Nova 800型电脑已经开始运行他打造的整套演示系统——这便是凯伊的阶段成果。

* * *

8月里的一天，在PARC另一个实验室工作的查克·萨克和巴特勒·兰普森出现在凯伊的办公室门口，他俩问：“艾伦，你的预算还有钱吗？”

“有啊，”凯伊答道，“我还有23万美元。我想用来买几台能与Nova联机操作的终端机。”

“我们帮你造小电脑你看怎样？”两人问道。

表面上看，这次毛遂自荐让人好生意外。这两位设计师比凯伊要正统保守得多，而且他俩追求的是风格迥异的大型高速计算机——“大快铁”(Big Fast Iron)[23]。与此同时，凯伊的小项目怪名远播，而他俩却趋之若鹜。另外，萨克一直希望能帮助孩子们学习电脑，在凯伊早期的项目中也曾助凯伊一臂之力。

不过，私底下还有其他原因也起了作用。鲍勃·泰勒已经连续几年催促研究员朝他设想的“基于显示的电脑”方向努力。那个年代的设计师还深受约翰·麦卡西主导的思维套路的影响，认为计算机理应是由多人分享的昂贵设备——这便是泰勒所面临的障碍。虽然巴特勒和萨克起初看不上泰勒的这个思路，但后来也逐渐认可了它。

泰勒的学术背景是计算机设计中新兴的人为因素研究，他对人机交互性和高带宽通信的构想十分着迷。对于在早期计算机那笨重的龟速终端前经年累月工作过的人来说，很显然大块显示屏将彻底改变计算机的本质。1968年泰勒和里克莱德在《科学与技术》（Science and Technology）期刊上联名发表的《作为通信设备的计算机》（e Computer as a Communication Device）一文就描绘了这一未来远景。这期刊物封面是泰勒和里克莱德二人坐在五角大楼的办公室里，每人面前都摆着一块计算机显示屏。

因此凯伊等人计划在杰瑞·艾尔金德一去数月处理公司其他事务时，利用工余时间尽快搞出这台机器。后来这两位计算机设计师也向凯伊坦承，他们这么做还有部分原因是萨克和另一名施乐工程师打了个赌——如果电脑的构造够简单，萨克就能在三个月里造出一台新电脑。后来萨克果然赢了这次打赌。

他们的成果就是“奥多”——这台电脑是如此地震撼人心、超越时代，即使是十年后见识它的人依然惊叹不已。奥多电脑代表了计算机界的全新起点，而这一起点的理论基础——计算机的所有功能都可以针对个人用户进行设计——在奥多诞生时还未经验证。奥多电脑配有黑白显示屏，色调偏蓝，通过键盘和鼠标进行操控。内部配置和外部构造一样，都显示了设计思路的重大变更。例如，奥多电脑三分之二的内存空间不是用于储存程序，而是用于支持屏显，这在之前的电脑设计中是不可想象的。不仅如此，奥多几乎所有的运算能力都用于屏幕显示而非程序运行。奥多颠覆了计算机技术的整个发展进程。

某些人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适应这一变革。施乐的一些高管亲自来参观奥多电脑，他们的反应是：“恩，这玩意儿不错，不过既然它还是这么贵，为啥不能三四个人一起用呢？”

当然这完全是牛唇不对马嘴。1972年年底，兰普森在一份题为《为何制造奥多》（Why Alto）的备忘录中做了详细解释。“如果我们关于廉价强劲的个人电脑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奥多电脑就是令人信服的证据，”兰普森写道，“如果这个理论是错误的，我们也能找出谬误之根源。”

1973年4月奥多正式诞生时，首次演示的内容中就有儿童电视节目《芝麻街》里的饼干怪（Cookie Monster）[24]一手抓饼干一手托着字母“C”的一张图案。

但是在饼干怪之前，在还未完工的电脑上生成的第一张图片其实是维尼熊（Winnie-the-Pooh）图书的第一页，看起来和纸版书的第一页并无二致，维尼熊的图案也被嵌入文本之中——这才反映了凯伊真正的个人风格。这些小熊图案其实源自凯伊的碎碎念，他老是催促程序员们弄清楚怎么在屏幕上显示大小不同的字型。

对大多数人而言，见识这样的电脑足以改变人生。1979年12月，当史蒂夫·乔布斯和他的苹果设计师们获准进入施乐实验室时，虽说对奥多电脑只有惊鸿一瞥，但乔布斯就有了这样的感受。而且乔布斯还不是唯一有这种感受的人。对于任何信息从业者，奥多都在他们心中点燃了对个人电脑的强烈渴求。

* * *

正是奥多电脑最终实现了道格·恩格尔巴特1968年演示的所有理念，而且打破了研究所实验室的壁垒。但在1970年代，第一台真正的个人电脑还是大体上被封锁在相对保密的施乐公司实验室里。在1972年12月斯图尔特·布兰德于《滚石》杂志刊发那篇引起轰动的文章之前，奥多电脑依然未走进大众视野。

这篇文章伴有安妮·莱柏维兹(Annie Leibovitz)[25]拍摄的一张照片，精确地捕捉了位于帕罗奥多山脚的实验室里长发飘扬、自由随意的文化氛围。照片上，约翰·肖克的脸藏在一个笔记本后面。肖克早年可是在斯坦福搞反战示威活动的人物，深知如何躲避麻烦上身。斯图尔特·布兰德带着摄影师在实验室里四处走动并和研究员们交谈，肖克敏感地察觉这些采访肯定会带来不少麻烦。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肖克暗想，因此在莱柏维兹抓拍PARC研究团队在办公室休息的场景时，他把脑袋埋在了笔记本后面；那个场景后来看起来倒更像是闲适的大学宿舍。

肖克的直觉应验了。这篇文章于摇滚杂志上发表之后，在位于康涅狄格州斯坦姆福德的施乐总部一石激起千层浪。施乐的衣食父母主要是各大企业，它最不愿意在媒体上看到的就是布兰德把未来计算机与致幻剂相比拟。施乐总部最初认为《滚石》杂志的所有读者都是不负责任、不爱洗澡、拖鞋趿拉的嬉皮士——跟施乐的目标客户根本不是一类人。

虽说这篇文章在让施乐高层了解西海岸的计算机文化方面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直接后果却是实验室的主管们遭到严厉斥责，实验室也不再对参观者开放。布兰德的文章揭示了贯穿于不断扩展的高科技世界之中的文化断层。在过去的传统世界中，技术只为企业服务。如今出现了新形势——西部的文化叛逆们正破旧立新，将计算机概念从旧模式中解放出来，同时也创造了新媒介。

这次危机很快便烟消云散，但实验室也愈发不敢向公众披露信息了。后来布兰德给泰勒打电话，说自己想把这篇文章拓展成一本书，两人就书中如何提及施乐公司的问题针锋相对地舌战了好一番。最后，布兰德同意将实验室隐讳地称为“羞见人研究公司”，这才让泰勒满意。

那篇文章在《滚石》杂志上刊发两周之后，兰普森那篇《为何制造奥多》的备忘录便流传开来，其中描述的计划是建造30台奥多个人电脑以协助艾伦·凯伊进行教育研究。他提出第一批电脑需花费一万零五百美元。这批电脑将有四个主要用途： 投入网络运行以检测文档应该独立储存还是由中央系统集中保存、运行恩格尔巴特的NLS系统、作为个人电脑使用以及进行计算机绘图。

10年后，苹果电脑屡次向市场推出受施乐奥多原型机启发而制造的商用电脑，但直到1987年麦金塔二代（Mac Ⅱ ）电脑上市后，凯伊和他的工作团队在1973年研发的技术才能够以几千美元的价格飞入寻常百姓家。而且还得再过几十年，凯伊最初的动力书概念才能真正成为实物商品。

1972年，第一颗微处理器面世，但它的运算能力极低，仅能支持一台掌上计算器；因此奥多使用了由一组昂贵芯片集成的定制处理器。电脑主机安放在地面上，约有带两个抽屉的文件柜大小。设计师们的关键灵感撷取自英格里士POLOS项目组的工作成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扎实地采用了道格·恩格尔巴特最初的“自引导”理念。总体说来，奥多电脑是一份凝结了心血的杰作，但就像一块拼图缺少几张碎片，它还是缺少一些关键要素。这几张零片将由首位以极简美学惠及电脑设计的人士来补上。

* * *

直到1973年2月，拉里·泰斯勒才来到PARC。他这一路走得十分曲折，而且耗费这么长时间才在PARC实验室谋得一份工作，这事让他一想起来就恼火。

公社生活最终没能成功。半年不到，泰斯勒就把所有积蓄花得一干二净。在俄勒冈州南部的公社过日子居然比他预想的要贵得多。最糟的是，在他住的公社附近没有任何编程工作可找。

泰斯勒倒是在离公社农场四十英里[26]远的格兰茨帕斯（Grants Pass）[27]找到一台电脑。这台电脑趴在当地银行里，泰斯勒走进银行大门问道：“你们想雇个程序员吗？”银行职员回答：“我们这儿没什么程序员岗位。如果真有这岗位空缺，我们会首先考虑行里的柜员。”

“可是我有工作经验啊。”泰斯勒说。

“我知道。但是我们必须优先照顾自己的员工。”银行职员如是回答。

除此以外最近的电脑在阿什兰（Ashland）[28]，开车得两小时，根本不用考虑。山穷水尽的泰斯勒只好靠福利救济过了两个星期—— 他在这两周里搭便车回到帕罗奥多，重新开始找工作。旅途中，他去了趟SAIL，得知凯伊曾来找过他并想推荐他去PARC工作。

1970年12月，泰斯勒给PARC打了电话，稍后前往PARC面试，那时实验室还只有十二个人。

“你想要全职工作吗？”实验室的人问。

“不，”泰斯勒答道，“我只想提供咨询服务，因为我还是想住在俄勒冈州。”PARC研究员们回答说会考虑他的提议。但是一个月后，泰斯勒又折返告诉他们：“我改主意了，我想要份全职工作。”很明显，他在俄勒冈州安居乐业的梦想破灭了。

“太迟了，我们的人事招聘已经冻结了。”PARC的人告诉他。

泰斯勒只好重返SAIL，继续编写文本排版软件。

第二年，凯伊给他打电话说比尔·英格里士的POLOS项目组有职位空缺。泰斯勒还有点犹豫，暗想这活儿听起来更像是企业电脑而非个人电脑开发。泰斯勒也被凯伊的动力书理念深深吸引，但凯伊的团队已没有预算再多雇一个人。于是凯伊建议泰斯勒可以在自己的学研组和英格里士的POLOS项目组同时兼职。但是，等施乐开出薪资价码时，泰斯勒发现这点钱跟他在斯坦福挣的差不了多少。

这对泰斯勒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4年前他自己创业写程序时挣的都比这份薪水多，何况他觉得大企业的薪资理应比学术研究机构的高一些。因此他断然拒绝了施乐的工作邀约。这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人拒绝PARC实验室的工作机会。

不过一年后，又有个职位空了出来。这次施乐稍稍提高了价码，而且答应泰斯勒他可以有一半时间在凯伊团队工作。这回他终于答应了。

但是刚到PARC实验室，泰斯勒就和由道格·恩格尔巴特的增智理论带来的系统复杂性开战了，这一复杂性也是由斯坦福研究所的旧人带入PARC的。在SAIL的工作经验使泰斯勒极力反对当时的标准模式结构。事实上，从第一次接触交互式计算机系统开始，他就不停地抱怨所谓“模式”问题。那时大多数计算机还在使用不同模式来执行不同的任务。例如在一个文字处理器中，如果想让一段文本居中，就必须从文本输入模式切换到文本编排模式。泰斯勒认为这些模式大大增加了电脑初学者的学习难度。

恩格尔巴特认为，既然计算机工具的用途如此之大，那么花在学习掌握复杂系统上的时间必然物有所值。泰斯勒则不以为然。恩格尔巴特还认为，要是人们愿意花三年时间学习一门外语、花十年时间学习数学而且花数年时间学习识字阅读，那肯定不会不愿花半年时间学习使用电脑。

这想法太荒谬了，泰斯勒想道，按理学习系统所需时间不应该超过一星期。

“我就是在一星期之内学会的啊。”有个NLS程序员答道。

“你的确是，但我听说你们的秘书们花了半年时间，连基本功能都没掌握，”泰斯勒反击道，“他们可没你那么天资聪颖。”

泰斯勒开始进行用户调查——以前几乎没人干过这事。他的目标是将学习时间缩短到一星期，但后来他发现如果设计出来的编辑器确实简单易用，那么使用者只要一小时就能掌握了。

泰斯勒刚到PARC时，遇见了以前曾协助恩格尔巴特设计NLS命令语言的杰夫·鲁利弗森。他告诉鲁利弗森，他真心厌恶NLS系统里那些模式，并解释了他为何认为这些模式实际上降低了系统的可用性。

“为何要有这些模式呢？”泰斯勒问。

“嗯，好笑吧，这些模式还是我设计的呢。”鲁利弗森答道。“原理是什么呢？”泰斯勒追问道。

“没啥原理。”鲁利弗森答道。“原先还有个设计用户界面的项目，只不过到现在还没启动呢。”

对于增智项目的程序员来说，用户界面是可以事后补充的小玩意。其实，鲁利弗森在为NLS系统设计质量控制程序时已经撰写了不少用户界面指令，但也就止步于此。在POLOS项目组，程序员们还是冥顽不灵地坚持NLS系统的用户界面设计思路，英格里士甚至还雇了个技术文档作者来记录程序并编写说明书。

泰斯勒和鲁利弗森都觉得自己必能制作出更好的用户界面。他俩撰写了一篇论文描述图标文档系统的理念。他俩构想出动画片似的图形界面，并称之为“非程序员专用超级简易显示环境”（缩写为OGDEN）。不过他俩浅尝辄止，并未真正实践这一构想。

这一未遂尝试也无关紧要，因为泰斯勒已坚信奥多电脑代表的个人电脑才是通途正路。但他很快又碰了壁——英格里士告诉他，项目组必须先完成POLOS项目，没有时间精力追求他的简易电脑理念。在泰斯勒看来，POLOS项目已经走进了死胡同，他始终认为NLS系统的复杂性毫无必要，而且它依然在重复SAIL系统的各种缺陷和问题。

泰斯勒决心知难而进。在与凯伊共同工作时，他继续进行用户调查，不断试验用户界面设计中的新思路，百折不回地开发新功能，使之更易于毫无技术基础的非程序员用户使用。他编写了一个非常简易的编辑器名为“迷你鼠”（Mini-Mouse），它其实就是即视打字机。泰斯勒从街上随便找了些生平从未见过电脑的人进来试用这一软件。结果这些人几乎立刻就掌握了编辑文本的技能。

他还让实验室的一个秘书参加了用户实验，以此验证了效率更高的电脑操控方式是可以实现的。泰斯勒惴惴不安地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报告交给英格里士。他并不确定这位POLOS项目主管会有怎样的反应，他还担心自己没准会因此丢了饭碗。

结果正好相反。英格里士拥有真正的工程师风骨，此前他从未见过关于用户界面的真实数据资料。现在他意识到泰斯勒已经发现了一些重要事实。此外，施乐的一家附属企业多年来一直为PARC提供资助，最近开始抱怨PARC从未给予相应的技术回报。于是英格里士把泰斯勒从NLS系统项目中调出来，让他打造一个文本编辑系统，由此实践他自己的构想。

吉恩公司是施乐位于波士顿的附属企业，专营教科书出版，现下向PARC提出了技术支持的需求。在施乐和吉恩公司共同雇佣的计算机科学家蒂姆·莫特（Tim Mo）的协助下，泰斯勒开发了一套更精巧称手的文本编辑器。当时奥多电脑刚刚发展到可以运行其他软件程序的阶段。泰斯勒和莫特动工时，实验室里一共只有五六台可用的奥多电脑。有一台用于开发操作系统，一台用来研发Smalltalk，还有一台用来开发名为“以太网”（Ethernet）[29]的新型办公网络。

泰斯勒和莫特征用了剩余的一台奥多电脑，立马投入工作。他们担心别人会来抢占这台电脑，于是接力上班，每人每天使用十四小时，中间还有二人重叠时段，没日没夜地写了两个月代码。他们从修改专为奥多电脑编写的一个文字处理器Bravo（意为“好极”）开始着手。Bravo的开发者是年轻的匈牙利移民查尔斯·西蒙尼（Charles Simonyi），他也曾是伯克利计算机公司的员工。Bravo是史上第一个“所见即所得”（what-you-see-is-what-you-get, 意指电脑屏幕显示效果与打印效果一致）的文本编辑器，即WYSIWYG编辑器。泰斯勒和莫特的成果则是一个简单的文字处理器—— Gypsy（意为“吉普赛”）程序。Gypsy作为文本编辑器无需切换模式，使用鼠标即可操作。它蕴含的创新功能包括剪切粘贴文本、拖动鼠标以选定文本段落、双击鼠标选定某个单词，以及其他一些命令菜单。（实际上，增智研究组曾进行了首次拖动选择的尝试，但早期的滚轮鼠标精确度太低，这一功能完全实现不了。不过在另一位伯克利怪才工程师杰克·霍利（Jack Hawley）的协助下，施乐改进了鼠标性能，以单个滚球取代一对互成直角的轮轴，这才使鼠标得以平稳而精确地滑行。）

接连数年，施乐的最高管理层始终不能领会Bravo和Gypsy的重要性。这一令人扼腕的失误根植于施乐无法跨越的文化深渊，这也正是施乐没能于1970年代充分利用自身在信息技术领域的巨大优势来成功抢占市场的核心原因。西蒙尼后来离开施乐加入微软（Microso），他在微软设计的新版本Bravo日后发展成了Microso Word软件。在西蒙尼从施乐离职的不久前发生了一件事，清楚地表明了无论PARC实现了多么无与伦比的技术成就，施乐的管理者们都无法理解个人电脑的重大意义。

1977年施乐董事长彼得·麦克洛和九位职务最高的下属一起到访PARC，现场观看奥多技术的演示。PARC对这次为期两天的访问寄予莫大希望，期待能令公司高层了解奥多技术的巨大潜力。

可惜这次演示没有达到预期目的。麦克洛回到施乐总部后不久，偶遇了PARC的一位计算机图形专家罗伯特·弗雷格尔（Robert Flegal）。

“听说您刚看了一次Bravo程序的演示？”弗雷格尔说，“感觉怎样？”

当时施乐已是办公室复印设备的霸主，手中掌握的新型基础技术——能创造数字化源文档，连接本品牌复印设备后即可打印出与源文档一致的复件——可谓独步天下。但是施乐这位最高行政长官的回答却仅仅是：“我还从未见过一个男人打字那么快呢。”

如果PARC的研究员们能早点看清他们面前现实的文化鸿沟，他们肯定会换一位女士来进行演示。

Bravo程序首次利用了奥多电脑在屏幕上显示不同字型的优势，实现了文本的屏幕显示效果与实际打印效果一致。但由于西蒙尼仍然采用了模式切换，泰斯勒和莫特认为这一程序与他们理想的编辑工具还有一定差距。

为了证明自己的想法，他们把Gypsy系统带到了吉恩公司。那儿只有一位文字处理专家，每次都得花上好几天训练临时雇员使用公司内部的编辑系统。相形之下，Gypsy系统的学习时间只需要一小时，这样吉恩公司就能实现按天雇佣临时工；而之前，公司只能按月雇佣临时工，否则花在系统使用培训上的数天时间便得不偿失。

泰斯勒摒弃繁琐的模式切换还产生了另一重要影响。在研发迷你鼠的过程中，他发现在屏幕上移动大段文字时，必须编写大量软件程序来实现文本滚屏。于是泰斯勒找到查克·萨克，说自己想增加一个“区块操作”（rect-op）指令，就是在屏幕上选定某块区域的数据，然后轻松地完成移动、复制或反转操作。

“没门儿。”萨克答道，彻底否定了这个想法。当时奥多电脑的只读存储器（ROM）——直接构建于计算机硬件内部的最基本的软件操作——也只能容纳五百字节。“我们正在扩容至一千字节，”萨克告诉泰斯勒，“但你所说的那个程序很可能要占据三百个字节。把只读存储器百分之三十的空间都用在图形显示上，实在不值当。”

不过泰斯勒可没那么好说服。他又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凯伊和英戈尔斯，这两人都表示支持。一天，英戈尔斯告诉泰斯勒他正琢磨与之类似但更为大胆的构想，而且他还准备学习如何用最低阶的微代码编程，这样他就能获取硬件的所有运行能力。

英戈尔斯在和戴安娜·梅里商谈之后就着手开工了，梅里当时一直在为凯伊团队的文本显示进行编程工作。仔细思考后，英戈尔斯意识到这个问题普遍存在，不仅出现在文本领域，而且在涉及计算机屏幕信息显示的许多课题中都出现过。

为什么不能用同一方法一次性解决这些个例问题呢？英戈尔斯想道。他连续数月深思这一问题，终于想出一个既能移动信息又能有效利用内存空间的办法。换句话说，就是在计算机内存里一次性读取和写入选定的信息段落。

英戈尔斯眼前似乎出现了一幅图景。当你在显示屏上移动信息的时候，不论是上下滚动屏幕还是从某处复制文本或图像粘贴到另一处，这些操作在计算机内存里都有相应的“起点”和“终点”。于是他在脑海里想象有一个轮子从起点滚到了终点。英戈尔斯想出这个方法以后，大家才为以前没想到如此显而易见的方案而感到意外；此后所有的图形化计算机系统都采用了这种方案。时至今日，它依然是麦金塔（Macintosh）和视窗（Windows）计算机的核心技术。但在1970年代早期，它却是颠覆性的新构思。后来它被称为“位块传输”（Bitblt），只要用鼠标点击一下，奥多电脑的屏幕就会立即“跳出”图形菜单。和所有软件创新一样，位块传输也成为实现现代图形化计算机界面的主要推力之一。

当时的社会文化对这一发现有没有影响呢？为了让自己进入更富创造力和想象力的状态，英戈尔斯尝试过各种致幻剂，还抽了些大麻。当然最引人注目的事例仍属凯利·穆里斯在嗑药后发现了聚合酶链式反应[30]。数年后，每当有人问起Smalltalk的创意源头时，英戈尔斯就会开玩笑道：“你以为这些点子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1974年秋天，英戈尔斯在PARC研究员们的一次大型周会上展示了这一新功能。会议由鲍勃·泰勒发起组织，他还将这些周会命名为“庄家大会”——其灵感源自爱德华·O·索普（Edward O. orp）的作品《打败庄家》（Beat the Dealer）。索普是麻省理工的教授，找到了二十一点赌戏的必赢技巧。一个书呆子数学教授居然能横扫赌场——这个形象让泰勒莫名心仪。这些周会后来也成为技术演示论坛以及求职者们群体面试的场所。

位块传输的演示在凯伊团队内外都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唐·华莱斯也是深受震撼的现场观众之一。（恩格尔巴特的这位资深程序员因技术交流也来到PARC，希望将NLS系统带入施乐。）华莱斯正在研究新的梅萨（Mesa）编程语言，只是他依然局限在大型计算机系统的思维框架中。

但是英戈尔斯的演示一举清除了华莱斯脑中的陈旧思路。会后，华莱斯立即开始按自己的想法在一台名为“海豚”的原型机上打造视窗系统模型。他花了一星期时间在“海豚”的软件上复制了英戈尔斯的发明。由该机器直接衍生出了运行缓慢却堪称天价的“施乐之星”（Xerox Star）电脑，也就是施乐后来针对办公计算机市场投放的产品。

* * *

虽然最初遇到了不少阻挠，但到了1975年，个人计算的伟力已然势不可挡。在研究中心内部，大家的观念已全部转变，PARC已经坚定地迈上了个人电脑的研发道路。POLOS项目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等英格里士、杜瓦尔和其他研究员们一直追求的分布式计算理念再次出现在业界舞台上时，已经是二十年后了。

施乐帕罗奥多研究中心的科学家们坚信自己正在创造未来，因此在1975年6月的一天，当拉里·泰斯勒走进办公室告诉他们，在实验室的高墙外有重要的事情正在发生时，没人拿他的话当真。

也许这不能单纯归结为傲慢——尽管PARC研究员们确实把企业分时计算机系统视为歌利亚巨人，而把自己视为忙于斩杀巨人的大卫王[31]。其实，更深层次的原因植根于人类本性之中。这一行为模式在计算机历史上已屡次出现，而且未来仍将多次重复。虽然大家对摩尔定律的意义谙熟于心，但历史证明，每一代掌握计算机技术的人都无法接受自己将被下一代生吞活剥的残酷现实。

PARC许多研究员已经注意到了计算机玩家运动，但由于玩家们打造的小机器几乎一无是处，因此很容易被研究员们忽视或者干脆被低看成玩物。后来，艾伦·凯伊还曾以调侃自制电脑俱乐部的成员为乐，他评价说这些玩家们没准更希望自家机器坏掉，只有这样他们才不至于无事可忙。

但是拉里·泰斯勒发现了某些引起他强烈好奇心的东西。那时他住在门洛帕克的霍默路，隔壁邻居就是弗雷德·摩尔。两人都是单身父亲，在政治上皆持激进观点。弗雷德深受《全球目录》精神的影响，他坚信普通大众终将打造自己的电脑。泰斯勒对此并不确定，不过他在本地报纸上看到一条广告，说是帕罗奥多来了一辆大车展示微仪系统家用电子公司（以下简称为MITS）[32]最新的Altair 8800（Altair意为“牵牛星”）电脑套装，于是他决定去看个究竟。六个月前《大众电子》（Popular Electronics）[33]杂志刚刚以封面故事报道了Altair电脑，但它看上去无非是个带指示灯和开关的蓝边金属盒子。位于新墨西哥州阿尔布克基市（Albuquerque）[34]的这家电脑制造商（MITS）如今大张旗鼓地派出了一辆巴士巡游全国、推介产品。

泰斯勒跑到帕罗奥多国王大道上的瑞奇凯悦酒店参加这次演示会。虽然这台电脑没有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但回到施乐后他还是对大家说：“我刚才看到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

泰斯勒之前曾是政治运动活跃分子，也曾效力于像自由大学这样的草根组织，也许正是这些经历使他看出一场社会运动正在形成，且与此同时一个全新产业已呱呱坠地。PARC研究员们还以为自己垄断了个人电脑的构想，但泰斯勒意识到另一种形态的个人电脑也正在生根发芽。他知道这种形态的个人电脑也许没有实验室研发的产品那样功能强劲，但他相信它将重新定义个人电脑，施乐也该是时候重新思考应对之策了。

可惜泰斯勒是在对牛弹琴。在PARC他只找到两个志同道合的人。施乐当时已为个人电脑组建了专门的工作组，泰斯勒和两位支持者向工作组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但是没有一个人相信那些平白出现的小玩意会对施乐产品造成任何威胁。

泰斯勒用施乐的资金购买了一台早期的玩家个人电脑 —— IMSAI，然后装在自己办公室供人参观。参观者们对这台电脑嗤之以鼻，觉得它不过是个笑话。

“我们的产品功能比这强大得多，还简单易用，一旦推出大家肯定会把现在这些破玩意丢到脑后。”罗伯特·泰勒对泰斯勒说。

“你不明白，”泰斯勒反驳道，“它们是在蓄积力量、后发制人。”

泰斯勒一语中的。包围着SAIL、PARC和增智研究中心的高墙正在坍塌。个人电脑逐渐走向大众，而这一时代潮流的引领者就是弗雷德·摩尔。

注释：

[1] 哈佛广场（Harvard Square）：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市中心的一块三角区域，广义上也包括其附近街区。它是哈佛大学学生和当地居民的商业中心。该广场吸引了不少非传统政治派别的积极分子在此活动。参见英文维基百科“Harvard Square”词条。（译注）

[2] 布里克街（Bleecker Street）：纽约曼哈顿区一条东西向大街，是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的夜店区，不少大牌音乐演出场所和戏剧社云集于此。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是波西米亚文化的核心区。参见英文维基百科“Bleecker Street”词条。（译注）

[3] 巴克·罗杰斯（Buck Rogers）：1928年菲利普·弗兰西斯·瑙兰（Philip Francis Nowlan）发表的科幻小说中的人物（当时名为安东尼·罗杰斯）。1929年由瑙兰执笔、漫画家迪克·卡尔金斯（Dick Calkins）作画，改编为连环漫画，人物也改名为巴克。后来该题材陆续改编为电影、广播剧和电视剧。伴随二十世纪空间技术的发展，罗杰斯的历险将外太空探索的理念引入大众媒体，激发了人们对外太空的无限遐想，成为美国流行文化的重要内容。参见英文维基百科“Buck Rogers”词条。（译注）

[4] 森尼维尔市（Sunnyvale）：美国加州圣克拉拉郡一城市，位于旧金山湾区，是硅谷主要城市之一，也是雅虎和AMD等高科技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等航空或防务公司的总部所在地。参见英文维基百科“Sunnyvale，California”词条。（译注）

[5] 一百英尺约合30.48米。（译注）

[6] 胡志明小道（Ho Chi Minh trail）：北越和南越之间的一条人力、物流补给线，绕道邻国老挝和柬埔寨，隐匿于崇山峻岭间。在越战期间越共和北越军队通过这条小道向南越战场输送了大量人力军力、军事物资和后勤给养。参见英文维基百科“H? Chí Minh trail”词条（译注）

[7] 1970年5月4日，俄亥俄州陆军国民警卫队（Ohio Army National Guard）在肯特州立大学向参加反战抗议活动的学生开枪，打死四人，打伤九人。5月14日，杰克逊州立学院的两名黑人学生在反越战抗议示威活动中被州警开枪打死，另有十二人受伤。另注：杰克逊州立学院于1974年升格为杰克逊州立大学（Jackson State University）。（译注）

[8] 梅尔维尔学者（Melville scholar）：即研究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的学者。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1819 － 1891）是美国小说家、散文家和诗人，最著名的作品是《大白鲸》，它是美国乃至世界文学的经典作品之一。参见中文维基百科“赫尔曼·梅尔维尔”词条（译注）

[9] 莫洛托夫鸡尾酒（Molotove Cocktail）：土制燃烧弹的别称，是最便宜有效的反坦克武器，也是非正规部队和街头暴动群众常用的武器。最早是在西班牙内战时，由苏联支持的共和派人士发明。1939年苏芬冬季战争中，苏联时任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Vyacheslav Mikhaylovich Molotov）面对国际社会的谴责依然粉饰苏军的入侵。芬兰军民便将这种酒瓶燃烧弹称为“莫诺托夫鸡尾酒”，用来打击苏联坦克。参见百度百科“莫洛托夫鸡尾酒”词条。（译注）

[10] 克拉克·肯特（Clark Kent）：即超人（Superman）的正常人身份，一旦遇到危急情况，肯特便撕掉外衣变身为超人。在有关超人的漫画、电视剧和电影中都有这一情节。（译注）

[11] 全名阿尔杜斯·皮乌斯·马努提乌斯(Aldus Pius Manutius，1449- 1515)：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出版和印刷先驱。他确立了书籍装帧的基本步骤，发明了第一款斜体字，创造了经典名著的“袖珍本”书籍，并与自己的孙子创建了标准化的标点符号系统。参见中文维基百科“阿尔杜斯·马努提乌斯”词条。（译注）

[12] 表述恩格尔巴特理念的原文为computer-as-vehicle，其中vehicle在蓄积力量英文中既可作“工具”解，也有“车辆”之意。在此处与上文“心灵的自行车”（bicyle for the mind）相呼应，一语双关。

[13] 费尔摩（Fillmore）：旧金山市一个历史悠久、成分复杂的街区。自1940年代起成为美国爵士乐的中心。不少爵士夜店和爵士乐名人云集于此，因此街区内的娱乐业和商业十分发达。参见英文维基百科“Fillmore District, San Francisco”词条。（译注）

[14] 阿瓦隆舞厅（Avalon Ballroom）：位于旧金山萨特街（Sutter Street），1960年代中后期有多支后来成为摇滚巨腕的乐队和歌手在此表演，包括大门乐队（The Doors）、感恩而死乐队和詹尼斯·乔普林等。阿瓦隆和费尔摩街应是1960年代旧金山最负盛名的两处音乐表演场所。参见英文维基百科“The Avalon”词条。（译注）

[15] 利萨如图形（Lissajous figures）：是两个互相垂直的正弦振动的合成轨迹。在电工、无线电技术中 , 常利用示波器来观察利萨如图形 , 并用以测定频率或相位差。参见百度百科“利萨如图形”词条。（译注）

[16]《外星界限》（The Outer Limits）：美国广播公司1963至1965年播出的一部电视剧，是掺杂了恐怖和怪物元素的科幻剧集。每集开场时都会说：“你的电视机没坏。请勿调整画面。我们正在控制信号传输……在接下来的一小时，静静坐着，我们会控制你的所见所闻……”。每集结尾时则说：“现在我们将电视机的控制权还给你。下周同一时间提示音将继续带你进入——《外星界限》”。参见英文维基百科“The Outer Limits(1963 TV series)”词条。（译注）

[17] 拉姆·达斯（Ram Dass）（原名理查德·阿尔伯，1931-）：美国当代灵修学者，1960年代在哈佛大学任心理学教授时与蒂莫西·利里等人共同研究致幻剂和另类文化。后前往印度修行，由印度教圣人尼姆·卡洛里·巴巴（Neem Karoli Baba）赐名“Ram Dass”（意为“上帝的仆人”）。1971年出版《活在当下》（Be Here Now）一书。达斯后来创建了慈善组织，并通过网站进行教学。参见英文维基百科“Ram Dass”词条。（译注）

[18] 即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Shockley Semiconductor Laboratory）： 1955年由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创建，是第一家专门研发制造半导体器件的机构。1957年，实验室的八位顶尖科学家一同辞职，另成立飞兆半导体公司，造成实验室无法弥补的损失。实验室在1968年被售与ITT公司后正式关闭。“叛徒八人组”（traitorous eight）后来也分别离开飞兆去创办自己的公司，他们创办的公司中就有英特尔和AMD等。参见中文维基百科“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词条（译注）

[19] 通用数据公司（Data General）：创建于1960年代末的最初几家微型计算机公司之一。四名创始人有三名来自数字设备公司。公司的第一个产品就是十六位微型计算机“通用数据新星”（Data General Nova），使用公司自己研发的RDOS操作系统，这种有记录锁定功能和内置数据库的多用户操作系统远远超越了当时的其他系统。后又推出Supernova、Eclipse和Micro Nova等产品系列。1980年代公司因经营策略失误而每况愈下，1999年被EMC公司（EMC Corporation）收购。参见英文维基百科“Data General”词条。（译注）

[20] 同时代其他分布式计算研究项目包括微软的 .Net和IBM的Websphere，都证明了业界对此设计思路的不懈追求。（原注）

[21] Smalltalk ：计算机史上第二个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语言及第一个真正的集成开发环境（integrate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缩写为IDE），它既是程序设计环境也是应用开发环境。最早的Smalltalk原型由艾伦·凯伊于70年代初提出，1975至1980年由包括丹·英戈尔斯、泰德·克勒等人在内的凯伊工作团队对Smalltalk系统进行了数次重新设计。Smalltalk极大推动了包括C++、Java在内的其它众多程序设计语言的诞生。1990年代的许多软件开发思想也得益于Smalltalk。参见中文维基百科“Smalltalk”词条。（译注）

[22] 九英寸约合22.86厘米。（译注）

[23] 大快铁（Big Fast Iron）：源于“大铁”（Big iron）一词，该词在黑客词典《术语手册》（Jargon File）中的解释是“体积巨大、价格昂贵、速度超快的电脑，通常指Crays这样用于数字处理的超级电脑，有时也指像IBM大型机这样的传统大型商用电脑”。近来该词也指功能强劲的计算机服务器或者计算机集群。参见英文维基百科“Big iron”词条。（译注）

[24] 饼干怪（Cookie Monster）：美国家喻户晓的儿童电视节目“芝麻街”中的一个著名形象；蓝色皮毛，眼球突出，最喜欢吃巧克力曲奇饼干，不管能吃不能吃一概塞进嘴里，胃口奇大。在图片中它经常手持饼干倚靠着一个巨大的字母C（即饼干“cookie”的首字母）。参见英文维基百科“Cookie Monster”词条。（译注）

[25] 安妮·莱柏维兹（Annie Leibovitz，1949 －）：美国著名肖像摄影师。1970年进入初创的《滚石》杂志担任摄影师，1973年被擢升为首席摄影师，1983年离职。在这十余年间，大量由她掌镜的名人肖像照为《滚石》杂志塑造了独特的影像风格。披头士乐队灵魂人物约翰·列侬与其妻小野洋子那张最著名的拥抱照片便是她的作品之一。参见中文维基百科“安妮·莱柏维兹”词条。（译注）

[26] 四十英里约合64.37公里。（译注）

[27] 格兰茨帕斯（Grants Pass）：美国俄勒冈州一城市，是约瑟芬郡（Josephine County）郡政府所在地。参见英文维基百科“Grants Pass，Oregon”词条。（译注）

[28] 阿什兰（Ashland）：美国俄勒冈州杰克逊郡（Jackson County）一城市，是南俄勒冈大学（Southern Oregon University）所在地。参见英文维基百科“Ashland，Oregon”词条。（译注）

[29] 以太网(Ethernet)：由施乐公司创建并由施乐、英特尔和数字设备公司联合开发的基带局域网规范，是当今局域网最通用的通信协议标准。以太网络使用CSMA/CD（载波监听多路访问及冲突检测）技术，高速运行于多种类型电缆上。以太网技术最初来自于PARC的前沿研究项目之一。1977年底，罗伯特·梅特卡夫（Robert Metcalfe）及合作者获得了“具有冲突检测的多点数据通信系统”的专利，标志了以太网的诞生。以太网在1980年被推向市场，并于1983年通过IEEE802.3系列标准确立了自身标准。参见百度百科“以太网”词条和英文维基百科“Ethernet”词条。（译注）

[30] 1993年度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凯利·穆里斯曾在自传中详细描述了自己合成并尝试有致幻作用的安非他命及二乙色胺（DET）的经历。在1994年9月一次采访中，穆里斯坦承：“1960年代和1970年代早期我服用了不少LSD。那时伯克利的许多人都这么干。我觉得这一经历让人大开眼界，比我上过的任何一门课都更重要。”他还曾向瑞士科学家阿尔伯特·霍夫曼（Albert Hofmann）说过，LSD帮助他发现了用于扩增特定DNA片段的聚合酶链式反应。在BBC的一部描述致幻剂的科学纪录片中，穆里斯甚至自问自答道：“如果没有服食过LSD，我还会发现聚合酶链式反应吗？——不知道，我很怀疑。”参见英文维基百科“Kary Mullis”词条。（译注）

[31]《圣经·旧约·撒母耳记（上）》第17章记载：以色列王扫罗迎战非利士人（Philistines），非利士勇士歌利亚（Goliath）连战四十天，所向无敌。牧童大卫（日后的以色列王）和歌利亚对阵，用机弦射出石子击中歌利亚的面额，歌利亚仆倒于地。大卫将歌利亚的刀从鞘中拔出来，割下了他的头。非利士人由此败退。参见中文维基百科“歌利亚”词条。（译注）

[32] 微仪系统家用电子公司（Micro Instrumentation and Telemetry Systems）： 缩写为MITS。1969年由亨利·爱德华·罗伯茨（Henry Edward Roberts）等人创立于新墨西哥州阿尔布克基市的电子公司。1971年推出广受欢迎的MITS 816电子计算器；1975年推出使用新型Intel 8080微处理器的Altair 8800型个人电脑，这是史上第一台在商业上获得成功的个人电脑产品。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后来前往MITS公司为该电脑制作软件并编写了Altair BASIC语言，这也是微软的第一个产品。1977年MITS被博泰克电脑公司（Pertec Computer）收购，其品牌随后消失。参见英文维基百科“Micro Instrumentation and Telemetry Systems”词条。（译注）

[33]《大众电子》（Popular Electronics）：最初由兹夫 - 戴维斯出版公司（Ziff-Davis Publishing）发行的一本美国杂志，创刊于1954年10月，主要面向电子爱好者和实验者。这本杂志一度是世界上最畅销的电子学杂志。兹夫 - 戴维斯出版公司发行该杂志至1985年4月，后将之售与葛恩斯贝克出版社（Gernsback Publications），葛恩斯贝克旗下一杂志改名为《大众电子》并在1989至1999年间继续发行。《大众电子》最著名的1975年1月号的封面是Altair 8800型电脑，直接引发了开发个人电脑的风潮。保罗·艾伦把这期杂志拿给比尔·盖茨看，之后两人便为Altair电脑编写了BASIC解释器，并由此创立了微软公司。参见英文维基百科“Popular Electronics”词条。（译注）

[34] 阿尔布克基市（Albuquerque）：美国新墨西哥州伯纳利欧郡（Bernalillo County）首府，是该州人口最多的城市。它也是新墨西哥大学（University of New Mexico）和科特兰空军基地（Kirtland Air Force Base）所在地。参见英文维基百科“Albuquerque, New Mexico”词条。（译注）